北京2024年1月12日 /美通社/ -- 1月12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办，新金融联盟联合主办的第11期CF40南沙金融沙龙上，课题报告《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2023年11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组织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考察团受邀参加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并对当地国际组织和机构进行参访。基于调研，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立项课题《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课题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负责，课题组成员还包括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以及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盛中明、杨悦珉。

《报告》强调，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我国在数字金融领域拥有先发优势，而新加坡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对我国继续保持领先、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构建平衡创新激励和风险防范的监管模式，二是推动数字金融行业双向开放。

《报告》设专章就我国应如何构建常态化数字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四方面具体建议。此外，在提升数字金融国际影响力方面，《报告》建议，可考虑以"一带一路"为起点，打造全球数字金融服务的中国模板。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可考虑将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或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定为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对孵化创新业务的"沙盒机制"进行空间扩容。

发布会上，汇付天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周晔，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新金融行业总经理张翅，蚂蚁国际中国跨境业务管理部总经理王佐罡，腾讯金融云副总裁王丰辉等就《报告》和相关主题展开交流。

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新加坡经验看建设数字金融强国的关键因素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报告》指出，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进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增强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因此，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应该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数字金融迄今已走过近20年发展历程，形成了一部分相对成功甚至国际领先的数字业务，这为我国继续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提供了优势条件。与此同时，同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在数字金融领域虽然存在着技术、市场规模与业务模式等相对劣势，但在近年建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数字金融中心。通过对当地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数字金融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报告》认为，新加坡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构建了平衡创新激励和风险防范的监管模式，为数字金融发展营造了一个开放、灵活、友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充分利用了来自中国的技术、人才、资本和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

上述观感对于思考我国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要求数字金融监管在效率与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一个领先国际的数字金融行业，但能否持续领先，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但归根到底取决于政策环境。在建设数字金融强国的目标下，需要继续完善合理的监管政策框架。监管政策要在效率（或创新）与稳定（或风险）之间求得平衡：管得太死，行业就会缺乏活力；管得太松，可能会出现各种风险与乱象。

第二，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要求支持中国数字金融进一步走出去。数字金融强国必然是开放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但在数字金融领域，开放的重点应该是支持国内数字金融企业走出去。

构建适配于数字金融强国的

常态化数字金融监管框架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加强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性监管等，这也应是数字金融常态化监管的重要原则。但具体该怎么落实，尤其是如何涉及到创新特性突出的数字金融业务，怎样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报告》设专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要依法将所有数字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消除监管空白与乱象；明确统一、全面监管的细则，为各类市场主体的数字金融关联活动提供可预期、稳定的事前规范指引。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还要明确数字金融的监管主体，提高数字金融监管的协调性。

二是进一步改进、提升中国式"监管沙盒"的实践，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增加更多的"回应"成分。在筛选标准方面，可考虑以创新的影响和价值为导向。在准入条件方面，可分阶段、分领域逐步放宽沙盒准入规则，提高沙盒监管的灵活性。此外，要营造支持创新孵化的生态建设，以小范围专项试点展开，同时加强各地的沙盒监管协调。

三是数字金融的治理框架应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的特点与效应，有些领域不宜照搬传统金融监管的做法。以垄断问题为例，判断数字金融行业是否存在垄断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市场份额，而应是"可竞争性"，即新市场主体是否仍然可以进入市场并与既有主体竞争。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可竞争性其实非常明显，因此监管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竞争的公平性和消费者权益。

四是为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与环境，其中，数据的使用与治理尤为关键。我国应加快推进全国公共信息共享和征信体系建设。在全国公共信息体系建设方面，鼓励公共数据在确保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向数字金融机构开放。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一方面加快打通信用信息统一共享的部门和行业壁垒，充分发挥大数据等技术的赋能作用和市场化征信机构对官方征信系统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监管能力和人才供给，特别是加强违法采集个人征信信息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推动数字金融行业双向开放

建设面向全球市场的数字金融强国

《报告》指出，数字金融领域是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领域之一，要抓住机遇推动数字金融行业的双向开放，提升我国数字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建设面向全球市场的数字金融强国。具体来看，可从四方面推进：

一是拓宽数字金融创新领域，保持领先优势。可适当考虑在普惠金融和移动支付之外开展更广泛领域的数字金融创新。如基于真实资产支持的证券类虚拟资产发行及交易的创新、适合于工业物联网和产业数字化的虚拟金融工具创新，以及与上述虚拟资产相适应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创新等。

二是搭建数字金融监管的跨境协调框架。目前全球跨境数据治理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矛盾：一种是鼓励数据自由流动的立场，另一种是从保障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实际上，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本质上并不矛盾，保护是流动的前提。我国可积极推动关于国际数据流动管辖的立法实践，以及数据主权维护和数据管理保护的全球保障机制，促进全球数据及传输技术共享机制的建立。

三是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外开放水平。这既包括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相关业务，也包括向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提供数字金融相关服务。针对在华、来华的外籍人士，可考虑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化，开发、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及相应业务。针对驻华外资企业，应进一步推动外汇业务和跨境投资便利化，优化外商经营环境。

四是以"一带一路"为起点，打造全球数字金融服务的中国模板。我国在普惠金融等领域的业务突破，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可考虑推动我国数字金融企业以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起点，助力相关国家发展更便捷的支付平台、更顺畅的融资渠道、更高效的投资模式、更普惠的保险服务。进而提升我国在数字金融相关的国际标准、业务规范制定等方面的影响力，增强我国金融领域的国际软实力。

在上海自贸区或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

设立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

《报告》建议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或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定为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对孵化创新业务的"沙盒机制"进行空间扩容。

其中，上海可侧重于全方位的技术应用创新和数字金融产品、数字金融工具、数字金融交易模式和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创新。上海自贸区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的应用经验已经较为成熟，可利用FT帐户向外辐射，既能对外双向开放，又能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对隔离。

粤港澳大湾区则可以侧重于跨境监管合作创新。大湾区囊括了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理念和规则，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跨境监管合作实验环境。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数字金融监管跨境协调方面的试验作用，有利于我国作为金融强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基于上述设想，《报告》还就我国在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可尝试的鼓励性措施提出九条建议。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立于2008年4月12日，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

2011年以来，CF40 以平台为起点，陆续发起成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等机构。2021年以来，CF40 以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为载体，不断充实专职研究力量，持续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形成"平台+实体"的新型智库模式。

CF40每年召开闭门研讨会、大型峰会、国际交流会等百余场研讨会，每年开展课题研究20余项，出版要报、简报、双周报、书籍等共计100余册，受到决策层领导重视和经济金融界人士高度评价。

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一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发表致辞。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广州市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总经济师林少礼，围绕推动大湾区数字金融产业融合发展和金融数字化转型、加强创新资本对地方科创支持、打造大湾区财富管理国际竞争力等重要议题发表主题演讲。

屠光绍表示，创新投资（PE/VC投资）是地方科创发展非常重要的资源。创新资本集聚与地方科创发展的多项指标都呈现较强的相关性。

屠光绍认为，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充分体现其重要性。科技金融既是一篇大的文章，也是一个大的体系，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于科技企业的投早、投小，需对这一关键环节加深理解、形成共识并倾注更多力量，为未来体系的不断健全、壮大打好基础。

近年来，创新投资市场格局进一步调整，在增长态势、基金类型、地区分布、投资布局、行业结构等方面呈现新的趋势；另一方面，创新投资行业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募资来源有所收窄、投资风险容忍度降低、投后管理压力加大以及退出渠道有待进一步扩宽。

聚焦地方科创发展，屠光绍总结了地方政府加大创新投资支持力度的方法与路径，为其下一步发展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鼓励风投集聚发展；二是开拓多元化募资渠道，包括通过给予风险补助等形式加大对社保、保险、银行理财等长期资本参与创投基金、S基金的引导力度等；三是通过提供奖励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四是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丰富退出机制。

李礼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资产管理中心、发展财富管理市场可遵循以下策略：“以量求胜，后来者往往难以超越；以质求胜，后来者则有可能后发先至，出奇制胜。”大湾区应该以品质求规模，以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差异化求竞争力。例如，在引进机构、人才和技术方面，更加关注在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规划、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传承规划、家族和企业的财富再创造规划等领域的能力和优势。

在打造大湾区财富管理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他建议：一是机构引进力求“大专”，“大”是大型金融机构为先，“专”是专业化职业化；二是业务经营力求“硕博”，“博”是深耕耘广覆盖，“硕”是高价值高回报；三是技术创新力求“高中”，“高”是引领创新占领高地，“中”是接地气的中国方案；四是风险管控力求“初小”，“初”是有能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小”是实现风险概率和风险成本的最小化。

李礼辉还提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可能造成在算力、数据治理和安全等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将尚不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投入高风险的金融领域，可能放大现有风险并产生新的风险。

林少礼从战略定位、金融业发展、金融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等方面全方位介绍了南沙金融业发展情况。他指出，目前金融已成为南沙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并形成跨境金融、航运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股权投资、期货交易等八大特色金融板块。

结合本次大会主题，林少礼表示，未来南沙将从三方面推动数字金融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强化金融服务能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融资撬动功能，发挥南沙优势，引导社会资本来南沙。二是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用好用实已落地的试点政策，继续从政策、平台、载体等方面发力，探索粤港澳在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机制，主动承接港澳科技人才、项目、资本等要素。三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创新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数字金融转型，积极配合广州市争创广深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本届论坛发布了《明珠湾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2)》（下称《报告》），这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连续第四年发布智能金融报告。

本期《报告》着重突出了2022年以来中国智能金融发展的新进展、新变化、新趋势、新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年多以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式发展和应用，针对这一现状，《报告》就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金融行业的影响提出新问题和新思考，并设专章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元宇宙与金融等方面探讨了智能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告》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出现无疑对金融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通过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和自动化的任务处理来影响金融行业，以科技的力量推动金融业降本增效，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ChatGPT“让机器理解”的能力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数智化转型，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拓宽了金融行业AI应用的边界。在降本增效、提升生产力和和用户体验、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为金融行业带来了应用价值。但由于AIGC技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大规模应用还面临可信度、业务、成本投入等多方面的挑战，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需要谨慎探讨。

《报告》还分别就智能金融发展和智能金融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课题项目“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2）”的研究成果，冠名《明珠湾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2）》，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牵头。各篇章负责人包括香港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物联网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鸣、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吕仲涛、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人士等。

当日下午还设有一场CF40南沙金融沙龙，主题聚焦“《南沙方案》背景下的产业金融数字转型”。兴业银行副行长孙雄鹏，华为金融行业首席架构师周涛就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如何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支持产业发展效能、构建良好生态等问题先后发表主题演讲。针对产业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难点与未来路径问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中国建设银行数字人民币推进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汪下烟、中企云链董事长刘江进行了专题研讨。

此外，在16日召开的专题研讨会“大湾区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建设”上，结合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围绕如何更好促进大湾区跨境理财业务和资管产品创新发展，促进粤港澳三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等问题，东方汇理资管亚洲区副主席钟小锋、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黄海等发表主题演讲。肖钢等作点评发言。本场会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主持。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项重要使命。在全球宏观环境深刻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汹涌之下，我国如何实现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

就上述问题，在22日举行的峰会全体大会"创新开放与互联互通：推动更高水平发展"上，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渣打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洪丕正，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任春生，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总裁兼副董事长张晓蕾先后分享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中国执行董事何建雄主持会议。

加强制度创新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金融高水平开放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金融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制度创新，是本场嘉宾共同强调的一点。

屠光绍表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意味着比以前的开放力度要更大、开放层次要更高、开放渠道要更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提升开放水平，对标国际开放的最佳实践。一方面要从过去管道式开放转向全面开放，另一方面要从传统要素开放到新要素开放。这要求我们在传统领域与国际成熟的规则体系对标，同时重视在新领域，例如ESG、数据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国际互动，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在他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我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要全面提升建设能级，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应由此着眼。

刘元春进一步指出，从制度层面看，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突破瓶颈，需要转变过去"管道式开放+资本项下局部管制"的思路，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有所突破，同时针对一些重要产品加强制度标准改革。"具体的产品、场景怎么设计，市场会给出答案，但关键一定是思想的解放和制度的创新。"

刘元春建议：一是可以发挥临港新片区的先行先试作用，推动跨境投资由"管道式开放"和"跨境资金池"模式向"平台式开放"转变，加快构建以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二是进一步加大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例如财政部可尝试在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上发行国债，再如在股票市场开辟一个国际版等。

此外，针对科技金融监管活性不足、绿色金融国际化水平和区域影响力存在短板等方面，刘元春认为应在监管方面下功夫，同时在绿色金融方面要将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张晓蕾补充提到，绿色金融中，绝大部分实际是需要转型的绿色金融，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应当是转型金融，成为全球的绿色可持续及转型金融的创新中心。她建议上海与国家监管部门共同加快推出转型金融监管框架 ，抢抓先发优势，助力国内国际标准融合，鼓励企业设立可量化的减排目标，支持针对特定行业的转型金融创新，提供配套激励机制。

任春生认为，上海国际再保险交易中心的建设同样需要从制度上解决相互信任度的问题，同时通过良好的法律仲裁环境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要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我国制度创新优势，建设境内外保险市场对接枢纽和再保险对外开放的循环中心。

他表示，上海保交所作为服务型、管理型的平台运营方，原则是充分尊重市场运行惯例，不直接介入交易、不干扰价格形成，"简单来说就是自发有序的市场，不会是行政干预"。下一步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一是加速"促活"场内交易。二是便利中央清算和资金跨境。三是基于信息聚合开发增值服务。四是创新组织承保机制。五是代表国内保险业参与国际对话。

提升数据跨境流动能力和水平
上海应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

我国在进入新的更高水平开放阶段之际，同时也面临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如何将数据这一重要的新要素与更高水平开放相结合，提升数据跨境流动能力和水平，既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具体内容。

"数据以及数据的跨境流动对金融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屠光绍表示，促进数据跨境流动与金融高水平开放互动。一是需要战略引领，在整体上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功能深化的大机遇；二是需要抢抓机遇，抢占国际金融科创新一轮竞争合作大赛道；三是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搭建国际数据跨境制度建设和治理、金融科技合作互动的大平台。

他就此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加快对重要金融数据的定义和分类；第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研究新科技采集到的另类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问题；第三，要加大主管部门的协同力度，对数据跨境流动要做好安全评估；第四，要深化重点地区数据跨境流动试点。

"上海当前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数据跨境流动有较大需求，同时上海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方面不断形成新优势，上海临港新片区也在数据跨境流动试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为上海在扩大和深化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提供了重要基础，从而在数据跨境流动和金融高水平开放相互促进中应该做得更好，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屠光绍表示。

王云峰提到，数据跨境流通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立足上海发展业务时的一大痛点。他提出六点具体建议：（1）颁布明确的金融行业重要数据目录；（2）为实现穿透性监管、并表监管的目的，而向外资金融机构母行的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应该是被允许的；（3）设置白名单制度，对低风险场景豁免"一事一评估"的数据出境评估；（4）对外资金融机构集团内跨境外包生产的数据出境场景，除非涉及重要数据，豁免"一事一评估"的数据出境评估；（5）免除内地向香港的数据出境限制；（6）给予国际金融机构希望统一全球化运营系统管理模式的诉求更多考虑。

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
加强互联互通

香港在助推内地金融市场对外高水平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和积极的角色。如何更好发挥香港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超级联系人作用，加强沪港合力，是本场嘉宾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问题。

梁凤仪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应该更加积极扩大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这不单是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为了推动内地金融市场更高水平的对外改革开放。"

梁凤仪建议，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推动两地资本更便利、更有效率的流动。"现在外资持有3万亿人民币的债券，他们也希望盘活这些资产。怎么改善这些资产的流动性？我们也跟内地监管机构在研究。"第二，丰富互联互通机制下的跨境投资产品。第三，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例如在大湾区试点的"理财通"有非常好的概念，但是在制度上仍有一些制约，两地都有自己的牌照条例，跨境销售和购买方面的规则都需要有一些创新。如何突破阻碍、真正实现进一步开放，是下一步两地监管机构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席史美伦也在本届外滩峰会上表示："结合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我们认为，香港未来有条件继续担当中国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助推器，在新的条件下积极支持国家的绿色转型，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积极服务国家参与区域化、全球化合作的大战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作用。"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是天然互补的。"洪丕正表示，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金融方面也正面临三大新趋势：全球资金重新配置，供应链重整将使区域性贸易和资金流往来大幅增加，人民币作为交易结算和投资货币的需求将在多元化需求下逐步提高。基于这些前提，我国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首先就需要更大程度发挥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作用，提高人民币国际使用量。

他认为，作为新的替代货币，人民币必须跟全球最大的贸易流量挂钩，而当前人民币在国际的使用量还不够普遍。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可兑换性，可对冲性，增加离岸人民币产品等，都非常重要。类似沪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可以开得更深、更阔，这样一方面确保人民币流通量，另一方面持续建设强大的人民币生态系统，促进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

史美伦也提到，围绕不同的国际协议，中国可以依托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优势，促进在岸市场与香港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金融产品投资，以及大宗商品定价、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领域的使用。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合作，强化人民币在相关国家和区域金融体系的广泛应用。顺应这一战略趋势，香港交易所当前也在大力培育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圈，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新的动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开幕式上就中美关系、AI治理等分享观点，欧洲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演讲中阐述了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的立场。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宁吉喆为峰会发表致辞。

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会期三天。此前一天，9月22日，已有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鲁宾，印度央行原行长拉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弗曼，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席，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就多边合作、全球货币政策、更高水平开放与互联互通、科创金融等议题发表观点。

此外，围绕市场关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议题，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与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展开深入讨论。

基辛格：中美关系确实变得更加复杂，但前景依然光明

围绕中美关系，基辛格指出，过去50年里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始终是合作。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变得更复杂，但前景依然光明。他强调，脱钩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利的，重中之重是中美之间应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

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得到有效管控，而这可以成为中美对话与合作的领域。同时，其他国家也应参与进来，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规则。

"复杂"与"合作"，这也是鲁宾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和期许。他强调，中美究竟是塑造建设性关系还是对抗性关系，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发展前景。两国只有努力在关键议题上寻求合作，才能实现双方利益，同时也将惠及世界各国。

就中欧关系，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开幕式演讲中强调，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他同时指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一系列冲击正在促使各国将政策重点从效率转向韧性，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挑战和地缘政治变化的严重性。欧盟和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和贸易大国，中国在几乎所有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一直受到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支撑。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对欧盟来说意义重大。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已深度交织，央行"做的更少反而更好"

本届峰会召开之际正值"超级央行周"，全球都在关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决议与前景。当地时间9月20日，美联储做出暂不加息的决定，其点阵图则显示年内将再加息一次并将维持更久。

杰森·弗曼在外滩圆桌"全球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上预计，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有1-2次加息，可能最多调整75个基点，主要取决于通胀变化。

拉詹曾预言2008年金融危机，而这一次，他再度出言警示称，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现已深度交织，对央行来说，也许更少的行动反而才是更好的。

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央行为了刺激经济达到通胀目标，使用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甚至改变政策框架，不再先发制人抑制通胀，而是只有当认为通胀会持续时，才会真正做出反应。这种做法使得美联储面对通胀反应滞后，而不得不在后期快速加息。与此同时，量化宽松政策使得银行系统在低利率时期积累风险，形成资产负债错配。当美联储政策开始正常化时，一些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暴露出来。而为了防止出现银行大规模倒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这一切都表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已经紧密交织在了一起。

"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教训？"拉詹最后的总结是，对央行来说，也许更少的行动反而才是更好的。

中国目前没有"资产负债表衰退"，但需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

辜朝明与余永定在峰会上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广受关注。对于当前讨论较多的中国是否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问题，辜朝明在峰会现场给出的答案是，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必须拿到资金流数据，弄清楚谁在储蓄，谁在借贷，而他目前并不掌握这方面的数据。但如果大家一方面不愿意借钱，另一方面还在不断存钱，就会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

余永定则明确表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中国正在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他也指出，中国需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应该放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采取更加现实的措施，也许应该更加重视通胀目标，例如，如果通胀率低于3%，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余永定提出，通过积极采取行动，我国就可以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具体而言，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要妥善处理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问题，三要更好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需要抢占"数据"赛道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与发展这一议题，本届峰会也专设一场全体大会，涵盖两场外滩圆桌——"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意义、目标与挑战"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提升"。

屠光绍认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更好地推动金融的国际化，在这方面上海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他建议上海抢占国际新一轮竞争合作在数据方面的大赛道，另外要搭建国际数据跨境制度建设和治理大平台。具体而言，第一，加快对重要金融数据的定义和类别；第二，进一步明确另类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则；第三，加大主管部门的协同力度；第四，对数据跨境流动做好安全评估，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数据跨境流动的需要。

就数据出境，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包括：

第一，颁布明确的金融行业重要数据目录；第二，为实现穿透性监管、并表监管的目的，而向外资金融机构母行的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应该是被允许的；第三，设置白名单制度，对低风险场景豁免"一事一评估"的数据出境评估；第四，对外资金融机构集团内跨境外包生产的数据出境场景，除非涉及重要数据，豁免"一事一评估"的数据出境评估；第五，免除内地向香港的数据出境限制等。

推动更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互联互通

上海和香港均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同样在打造离岸人民币中心。沪港两个中心在功能和定位上应有何区分？内地与香港如何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本届峰会上，来自香港的三位嘉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余伟文表示，香港正在流动性、产品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努力，以保持其作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产品方面，香港将继续升级和扩大内地和香港的的互联互通计划，正不断扩大人民币产品和工具的范围，以更好地进行跨境投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在基础设施方面，将推出所谓的"最简可行产品"，旨在为mBridge的逐步商业化铺平道路。

史美伦认为，香港作为有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利用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以及独特枢纽地位，帮助国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发展，大力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绿色转型。

就进一步扩大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梁凤仪提出三方面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推动两地资本更便利、更有效率的流动。"现在外资持有3万亿人民币的债券，他们也希望盘活这些资产，怎么改善这些资产的流动性？我们也跟内地监管机构在研究。"

第二，丰富互联互通机制下的跨境投资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和内地投资者在北向通和南向通下有更多投资选择。

第三，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例如在大湾区试点的"理财通"，这一概念非常好，意味着客户和产品都可以通，但是在制度上有制约，例如两地都有自己的牌照条例，跨境销售和购买方面也需要做一些创新。如何突破阻碍、真正实现进一步开放，是下一步两地监管机构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简称"外滩峰会"）持续聚焦绿色发展、国际金融、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外滩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联席执行主席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担任。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任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基辛格+欧盟副主席+多位全球央行前掌门……

近700位全球财经领袖云集外滩

时隔三年，本届外滩峰会重回以线下为主的形式，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将召开自成立以来的首次线下会议。

今年，包括传奇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欧盟委员会第一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德国央行原行长魏伯昂（Axel A.WEBER），印度央行原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英国科学院院士、《人口大逆转》作者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等在内的近700位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将在本届峰会上展开思想碰撞、分享真知灼见。

"7+9+6+10"场研讨与对话

探寻全球复苏与增长路径

本届外滩峰会共设立7场外滩全体大会、9场外滩闭门研讨会、6场高端国际对话和10场外滩圆桌。在绿色发展、国际金融、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之下，峰会覆盖全球宏观政策、国际供应链演变、能源安全与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活跃资本市场、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分工与合作、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与监管、人口老龄化等多个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以期探寻全球复苏与增长路径。

比如，通过对气候治理、能源转型和ESG投资等问题的探讨，我们希望寻找到实现"双碳"目标的务实路径；通过对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激发资本市场活力等议题的探讨，我们希望寻找到切实提升我国金融配置效率和供给质量的可为空间；通过对养老金体系、居民财富管理等问题的探讨，我们希望为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等问题寻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案；通过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科创金融等问题的探讨，我们希望寻找到突破生产率增长瓶颈的重要抓手。

峰会还将发布2023外滩绿色金融报告《中国转型金融发展研究》，以专业成果助力我国碳密集型行业绿色转型，防范化解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实现公正转型。这也是峰会连续第三年发布外滩绿色金融报告。

此外，第八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也将在峰会期间举行。获奖名单现可登陆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官网查看。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联动发展

助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项重要使命。峰会四大主题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打造上海"两中心、两枢纽"，以及上海市黄浦区持续做强"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两大增长极的目标相呼应。

如今，在峰会迈入第五个年头之际，这一使命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科技创新则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一方面，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金融科技本身既是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核心领域之一，也是科技创新策源的重要领域。这也是上海大力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应有之义。

本次峰会就相关议题专设两场外滩全体大会，分别聚焦"赋能实体经济与共建科创金融"以及"金融支持科创发展与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此外，还设一场以"窥见未来：新技术打开新世界"为主题的闭门会，以及若干场国际对话和外滩圆桌。届时，将有实体经济企业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得主、诺奖获得者等业界领袖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基辛格也将在本次峰会开幕式上谈及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这也是这位期颐之年的思想家首次在中国国内就人工智能问题公开分享见解。

就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与发展这一议题，本届峰会也专设一场全体大会，涵盖两场外滩圆桌——"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国际协作与制度建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提升"。上海与香港两地以及相关领域嘉宾，将共同探讨推进深层次改革与制度型开放、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分工与合作、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等议题。

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创始成员包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外滩投资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战略合作单位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海通证券和兴业证券。

本届峰会将进行全球网络直播。《财经》杂志为峰会首席合作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为峰会战略合作媒体，新华财经提供特别支持。

关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公众号（微信搜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外滩金融峰会官方网站，第一时间获取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更多亮点和完整议程。

西安2023年6月10日 /美通社/ -- 6月9日-10日，第三届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召开，主题为"西部发展新征程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CF40 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和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立军为本届论坛致辞。

围绕金融助力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屠光绍提出了通过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双支撑来服务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通过自贸区金融开放和"一带一路"金融开放的双引领来服务地区扩大对外开放需求，通过区域金融中心和金融科技的双赋能来配合区域深入协调发展需要等一系列建议。

在主题演讲环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应在推进形成西部地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第一，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第二，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服务"双碳"目标。通过价格信号和金融市场机制引导全社会资源配置和减排路径选择，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支持数字化转型。第四，深化金融高水平开放，促进协调发展。要积极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建"一带一路"的能力。

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指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之间优势互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还在于深刻变革了以海洋经济为主的世界经贸格局，形成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推动内陆地区形成陆港城市，将内陆城市顶到了对外开放的第一线。"黄奇帆认为，未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继续带动海港城市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将推动形成陆港城市，开创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相联动，沿海城市群与内陆城市群相辉映的新局面。

CF40学术顾问、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建议，可以将"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推进新阶段西部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一是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西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要立足独特的能源资源禀赋，开展资源精深加工，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规划布局建设一批现代煤化工重大工程项目，打造国家级现代化综合能源产业化示范基地。三是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技术是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建议，"一带一路"的各种合作今后可以更多纳入到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可以更多采用数字化合作这种新资产的模式，目的是使"一带一路"的合作更有规则、更加绿色、更可持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江小涓通过一系列案例介绍了数字"一带一路"的优势，如数字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去除交易中间环节，数字化投资能够以复制模式快速推进，远程数字服务能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保安全等。此外，在促进各国数字化合作共享能力持续提升方面，江小涓认为，应将数字援助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指出，新形势下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存在五大机遇。第一，在产业链重塑中寻找机会，引导我国东南沿海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第二，在"双碳"目标推进中寻找机会，一是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能源比较优势，二是借助中欧班列推动绿色运输，三是降碳需求带来相关产业发展机遇。第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机会。第四，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中寻找机会。一方面，我国产业数字化改造刚刚起步，西部与东部没有明显差距，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另一方面，AI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广将颠覆很多原有的生产方式，西部产业发展抓住这一机遇有望实现弯道超车。第五，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资本向西部流动更加便利，同时西部的产品也能够以更低成本流通全国。

本届论坛还发布了2023年《曲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主题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事实、风险与对策"。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研究成果，由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和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肖立晟共同负责，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子桐、罗朝阳、许乐、常殊昱。张斌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和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围绕《报告》进行主题交流。

《报告》分别从流量和存量视角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情况进行考察。《报告》发现，2005年以来我国短期资本总体呈现净流出态势。其中，"其他投资"项目下的资本流动主导了短期资本流动的基本格局。相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波动更剧烈，其他投资项目下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更不平衡。

《报告》认为，这种独具特色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形态，背后是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参与主体及其行为动机。在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环境下，外资外贸企业仍是我国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相较于纯粹的金融投资，企业对国内外利差和全球风险偏好的关注程度较弱，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和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较大，而在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下，人民币在过去较长时期保持了单边变化预期，使得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波动较大。这些特点也表明，国内经济基本面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远大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由此带来的一个政策启示是，我国没有必要像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那样通过保持利差减少资本流动压力，以国内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组合可以更好地兼顾稳定国内经济和稳定跨境资本流动。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真实存量和各国离岸证券资产进行了重估。《报告》指出，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对国际金融监管和研究都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如果按照"最终来源"视角对我国外商来华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中转的部分以及返程投资的规模进行测算，可以发现我国的IFDI存量因为忽略返程投资的影响而被高估、OFDI存量被低估。建议进一步规范涉外企业返程投资的申报和监管，合理引导返程投资企业的跨境资金运作；加强对新型资本外流手段的监管，进一步规范国内企业的股权转让，尤其是对境外壳公司、机构投资者的股权转让流程，以及通过VIE架构的利润转移。

当天下午，本届论坛还举行了两场高峰论坛，主题分别聚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的西部开放水平提高"以及"区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资新发展"。

围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的西部开放水平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丝路基金副总经理司欣波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先后发表主题演讲，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主持本环节。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股权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健钧，恒生银行（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和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刘丽娜围绕"区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资新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主持本环节。

本届论坛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支持，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西安市金融工作局协办，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丝路金融研究院承办。

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课题研究成果，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沈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谢绚丽，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共同负责。课题组成员还包括王诗卉、胡诗云、崔荣钰、吕子苑。

《报告》认为，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双向循环，三套法律，四大中心，五位一体"的独特区位特征，大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对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融资、投资、保险等新型金融业务模式。通过结合场景、大数据和金融创新，数字金融有助于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短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大湾区背靠14亿人口大市场，要发挥本地的技术、资源和制度优势，抓住数字金融的发展机遇。

结合调研结果与多方数据，《报告》综合评估认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发展具有政府和市场结合比较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合理、线上和线下服务融合好等特征，具备技术、资源和制度的优势。在数字金融方面，大湾区也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可以总结为 "三升三降"：扩大服务规模、提高业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控制业务风险、减少人工接触。展望未来，数字金融在助力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在大湾区的发展也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创新、二是如何融合。具体而言：

第一，大湾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对接不足，金融发展和创新企业存在错配。大湾区制造业生产模式仍较为传统，"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突出，转型升级亟待金融支持。

第二，区域内部不平衡和差异性在金融领域表现突出。这主要体现为金融数字化渠道渗透率差异大（珠三角城市群目前领先于港澳地区），金融监管制度和实践不易对接，金融市场成熟度差异大。

第三，金融服务"互联互通"不够。不同金融体系拥有不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排，粤港澳三地仍面临如何接轨的问题。另外对内地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就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需要解决维护金融稳定出现的新问题。

《报告》指出，面向未来，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在应对如何促进创新、以及如何推动融合方面，可考虑如下三个发展方向。

一是在推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支持科技创新。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特点，融资需求总体呈现出融资规模小,融资渠道少、持续性强、时效性强等特征。数字金融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不足，缓解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此外，还可进一步探索数字金融赋能股权市场的路径和业务模式。

二是在发展消费金融的基础上推动产业金融。大湾区数字金融未来可考虑更多对企业客户的服务。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扩大企业服务范围，推进产业金融发展，打造全方位产业金融服务方案。

三是在发展境内业务的基础上扩展跨境互联互通。可从技术、货币和制度三个角度展开。在技术型融合方面，针对数据跨境互通这一关键瓶颈，推动统一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标准、发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等相关数字技术；在货币型融合方面，凭借区位优势，大湾区可以加强支撑数字人民币走出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顶层设计，并提供更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应用场景；在制度型融合方面，可从加强相关机构协调不同区域的制度理解和执行入手。同时，还需要设置一套类似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体系框架，在实现稳健开放的同时，保障金融稳定。

当然，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比如，加快金融大数据建设，为数字金融促进创新提供数据基础；推进数字新基建，为数字金融促进产业金融提供基础设施；清除一些政策障碍，让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跨境交易，促进粤港澳融合。

在全体大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南沙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卢一先发表致辞。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中国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王朝弟，广州市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总经济师林少礼等多位嘉宾，围绕加强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金融力量，加速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提升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等重要问题发表主题演讲。

黄奇帆认为，在消费互联网市场空间逐渐饱和的局面下，产业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在产业上的紧密结合，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蓝海，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创新应用。产业数字金融，即在传统产业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有利于系统性解决产业链上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疫后恢复生产过程中更是"保产业链""保市场主体"的有效手段，通过将产业链上各企业主体经营情况全数字化、透明化，解决信息不对称痛点，让各类企业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除此之外，产业数字金融的发展还有助于引导金融服务从主体信用转向交易信用，助力实体经济显著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带来数万亿人民币规模的成本减负等。

他就大力发展好我国产业数字金融生态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自身数字化基础建设，例如可出台相应的税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等；二是完善"沙盒监管"制度，特别是加强对产业数字金融科技平台的创新支持；三是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金融资产数字化的占比；四是出台对应的科技创新扶持基金，支持从事产业数字金融相关科技的企业做大做强。

屠光绍在谈到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问题时指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具有投入巨大，发展速度快、对业务模式和技术迭代要求高，交叉领域、对高级复合型人才需求高等特点。当前，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对数字化转型在认知和定位上不够清晰；二是在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上面临决策两难；三是自身业务模式和规模、场景有限的制约；四是机构人才缺乏，形成马太效应。

屠光绍对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出五点建议：第一，监管机构应建立行业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和标准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基础设施平台；第二，要鼓励和推动大型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公司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低成本、好用的解决方案；第三，推动中小型金融机构抱团取暖，通过联盟与协作服务转型；第四，突出中小金融机构围绕服务小微实体和乡村振兴的目标，进行有特色的数字化转型；第五，鼓励地方政府推出针对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政策，如人才激励计划。

周延礼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和保险机构数字化发展提出，要以数据要素投入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金融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就保险业而言，推进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需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要高度重视数据要素价值；其二，要持续跟踪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其三，要加快保险经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其四，要加大"数字员工"管理模式力度。

对于其中的第二点，他举例介绍，因为保险产品特性，尤其寿险，保险机构一般以品牌为主，但无法有效助力一线销售，而数字技术应用尤为关键。保险尤其长期寿险，是长链条的销售模式，长期积累数据为前提，应对长寿风险都离不开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市场拓展，识别潜在客户，追踪兴趣客源，激发保险需求，都需要保险数字化转型。

王朝弟就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赋能指出，金融科技为金融发展注入充沛动能，也对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金融科技并非十全十美，并不是包治普惠金融百病的"万能药"。必须正视的是，我国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体系标准尚不完善。金融科技服务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要求和标准，散见于各个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大多侧重于解决单个问题或明确单个技术标准，缺乏系统性规范。三是科技风险日益凸显。其中，存在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伦理问题，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网络欺诈等风险。

王朝弟强调，要推动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让金融科技真正成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一要坚持金融科技以人为本，二要夯实金融科技的发展基础，三要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四要高度重视数据安全。"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必须坚持金融持牌经营、特许经营的基本准则，坚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不能打着创新旗号，无序扩张、逃避监管。"王朝弟表示。

林少礼全面介绍了南沙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南沙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航运、金融和科技创新功能的承载区，其中建设金融服务重要平台是南沙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着力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下一步，南沙将以"开局就加速、起步即起势"的精气神，从粤港澳金融合作、深化金融创新政策试点、特色金融产业体系、重大金融服务平台四方面着重发力，群策群力、苦干实干，奋力跑出南沙金融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助力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峰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的发展机遇、挑战与前景》（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课题研究成果。作为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沈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共同发布《报告》，并围绕报告内容与到场的三十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记者展开交流。

《报告》在全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金融的优势条件与现状，总结区内金融科技的领先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仍然面临的两方面挑战，与未来的三个发展方向。

其中，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创新，二是如何融合。尤其就后者而言，粤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理念、规则与政策，仍面临如何打通的问题；另外对内地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需要解决维护金融稳定出现的新问题。

《报告》认为，面向未来，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在应对如何促进创新、以及如何推动融合方面，可考虑如下三个发展方向：一是在推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支持科技创新，通过数字金融有效弥补传统金融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不足，缓解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二是在发展消费金融的基础上推动产业金融，重塑产业互联网，实现产业数字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三是在发展境内业务的基础上扩展跨境互联互通，可从技术、货币和制度三个角度具体展开。

当日下午还设有一场专题研讨会"平台经济治理与数字金融发展"。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吕仲涛，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云新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刘伟光，美团副总裁彭千出席并发表演讲，深度探讨了如何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如何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以及如何在强化数据安全的同时有效激发数据活力等关键问题。

此外，本届峰会期间设有三场分论坛，涵盖四场专题研讨会，议题聚焦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具体实践、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与数据治理、ChatGPT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前景与潜在影响、数字货币发展，以及数字金融发展趋势与创新等。

2021年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每年立项绿色金融领域重点课题，成果在外滩金融峰会发布。首期报告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负责。本次发布的为第二期外滩绿色金融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负责，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张蓓、雷曜、贾彦东、李宏瑾、杨娉、牛慕鸿、唐滔、崔莹、袁佳、姜晶晶、管晓明、张薇薇、杜谦等。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围绕报告展开主题交流。

金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安排，降低交易成本，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动性、有效性。王信介绍，报告以构建合理的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主线，着重探讨以下五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碳核算与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安排

金融标准是规范金融机构合规开展业务、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金融业基础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绿色金融标准不断深化细化的同时，转型金融标准正愈发受到重视。2022年11月，G20巴厘岛峰会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内容。这是G20领导人继2016年在杭州峰会上就发展绿色金融达成共识后，首次就发展转型金融形成国际共识。

报告认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相辅相成，联系密切。目前，人民银行正组织制定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和农业等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将适时就上述转型金融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还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覆盖领域。报告结合各国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经验提出，下一步，我国应积极组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专业机构、加快储备专业人才，开展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和业务创新，加快立法和规范建设，重视和加强标准制定领域国际合作，加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标准的衔接，推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制定与实施工作迈向新台阶。

碳核算是推动各类市场主体节能降碳、动员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防范和化解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的基础。报告强调，碳核算应依据科学合理的标准，采用适当方法进行。下一阶段，应提高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水平，完善第三方核查验证机制。同时，优化碳数据采集与管理，引导咨询服务业务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支撑作用，强化金融支持举措与能力建设。

金融机构监管和环境信息披露，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之一，是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安排。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升，但在信息披露动力、标准和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挑战和短板。报告建议，可从提高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扩大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覆盖面，提高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能力等方面着手，逐步实现强制、全面、定量的环境信息披露。

二、通过合理碳价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碳价是有效解决碳排放外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报告研究了碳市场和碳税两种碳定价工具，对我国碳市场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并探讨了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

报告指出，碳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通常政府规定排放总量上限，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必须获得相应碳配额，碳配额在碳市场上交易形成碳价。从我国碳市场发展的情况看，存在交易主体同质化、交易产品较单一、交易不活跃、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夯实等问题。下一步，我国应积极借鉴欧盟等碳市场经验，尽快确立和完善"总量+交易机制"的碳市场发展模式：一是强化减排约束，保持初始碳配额适度从紧。二是丰富碳市场参与主体，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三是创新碳金融产品工具，适时启动碳期货交易。四是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碳金融基础设施，做好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的衔接。五是完善碳市场法律法规与监管规则，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分层次的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规定。建立健全中央对手方交易机制，研究设立市场平准基金，建立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稳定碳价。六是积极鼓励自愿碳市场发展。

碳税是企业按照政府设定税率为其排放温室气体缴纳的税收。我国现行税制中，部分税种与碳减排有关，但尚未建立直接促进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碳减排的税种。报告认为，在建立并完善碳市场的同时，我国可考虑适时稳步推出碳税，二者协调配合，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应采取措施，减少碳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操作层面，碳市场与碳税覆盖范围互补，有利于引导形成合理碳价。碳税可从较低税率起步，根据减排效果逐步提高税率。碳税收入应专门用于支持碳减排。

三、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有利于全面评价、规范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其管理气候风险的能力。

目前，国际组织和各国金融管理部门进行绿色金融评价尚不多见。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更加重视绿色金融监管、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评价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在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基础上，报告围绕绿色金融发展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从"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怎么用"的逻辑出发，坚持整体协调、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了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未来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综合评价，还需进一步细化数据标准和要求，提升数据信息质量；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数字化水平；考虑增设绿色融资成本和绿色运营指标，规范存增量绿色债券的碳信息披露，加快推动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排放核算；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拓展评价结果应用场景。

四、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激励及协调配合

财政和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主要政策，存在交叉领域和互补效应。做好政策协调，相互强化政策效果，有助于确保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

报告建议，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应合理划分财政金融政策的重点领域，共同支持重大绿色低碳项目、共同支持公正转型。国际上，绿色政府债券是财政金融政策紧密协调配合的重要结合部之一，近年来绿色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长较快。一些国家建立专门的绿色政府债券管理框架和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就绿色政府债券发行机制、适用标准、资金使用和监督等重大问题加强研究和政策协调。下一阶段，结合我国绿色低碳转型重点发展领域，有必要深入研究发行绿色政府债券的可行性，以绿债资金提供公共投资、补贴、政府采购等，发挥公共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高碳行业转型。支持地方政府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绿色政府债券。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争取将我国绿色政府债券纳入全球主要绿色债券指数。

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报告建议：一是大力完善现有绿色贷款支持工具；二是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是各部门的长期重要任务，应深入研究中长期内，综合考虑碳价变化、可持续金融发展、相关财政支持力度等因素，如何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三是可考虑对高碳贷款择机引入基于碳排放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四是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五是多措并举便利和规范绿色产品发行与交易，降低融资成本。

五、高度关注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防范

气候变化会对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共识。妥善应对气候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压力测试是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重要工具。报告对各国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探索情况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了压力测试的方法论、技术路线及实施条件等，分享了我国初步开展金融机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气候风险宏观压力测试的初步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根据具体条件的不同，设定有序转型、提前行动、延迟转型三种情景，分别考察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碳价及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探讨其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金融体系风险的影响。报告发现，随着能源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将持续升高。在有序转型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超过65%，提前行动和延迟转型情景下分别为60%和55%左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需求将稳步下降，其中有序转型情景下降幅最大。不同情景下产业结构差异不大，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总体占比缓慢下降，医疗、教育、环保、运输仓储、金融等公共服务行业逐步上升，区别主要在于变化速度。

《2022·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与路径”为主题，分析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本质差异，梳理了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研究提出了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与实施路径。

《报告》由一份综合报告和六份分报告组成。综合报告以“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角色定位与政策框架”为主题，分报告则各自聚焦“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金融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框架与路径”、“健全资本市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管理和信托在支持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和实践”、“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等问题展开。《报告》负责人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分报告负责人分别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主任王胜邦，CF40成员、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王毅，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融系讲席教授金李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原行长殷兴山。

长期以来，人们对金融的刻板印象就是“嫌贫爱富”，但挑选客户、设置门槛、要求抵质押等，其实是由金融业作为一个风险行业的内在规律与自身逻辑所决定的。《报告》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高质量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不仅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助力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方面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报告》反复强调了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即市场化、专业化，运用市场化模式和工具，发挥金融专业性优势。“只有商业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才是促进共同富裕积极作用发挥的必由之路。”

《报告》构建了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包含一条主线、三大原则及六方面建议。

《径山报告》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于2017年正式启动，每年针对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议题，邀请学界、政界与业界专家进行研究、辩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既要做大做好“蛋糕”，也要切好分好“蛋糕”

就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报告》在梳理文献后指出，从实证研究看，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表现出“二重性”，既有缓解不平等的积极作用，也有加剧不平等的消极作用。这种“二重性”不仅表现在对增长的影响上，也表现在对分配的影响上。要实现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同时抑制其消极作用。

《报告》认为，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最核心的作用体现在把“蛋糕”做大做好和把“蛋糕”切好分好。一是通过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落实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为共同富裕积累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市场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同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还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进一步把“蛋糕”切好分好的过程中，金融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过程中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不是搞政策性金融，更不是做慈善，只有商业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才是促进共同富裕积极作用发挥的必由之路。此外，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是有边界的、有限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任务，需要多种政策协同配合、共同发力。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面临四方面挑战

《报告》分析了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引导金融资源向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倾斜，普惠性、包容性不断增强，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效率显著提升，助推经济高质量增长；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持续健全；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服务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能力提升；金融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引导社会资源流向“三农”，助力乡村振兴；金融监管精准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金融风险防控取得重大成效；金融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同时，在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短板和挑战，具体来说：

第一，金融发展质量还有待提升。一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减，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和处置不良资产压力增大，信贷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偏低。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程度高、结构不合理，还不能满足多元化、多层次、高质量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三是金融双向开放有待进一步扩大。我国的金融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全面制度型开放体系尚未形成。四是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尚需提高。

第二，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均处于较高水平。财富不平等程度超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挑战更大。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较大并存的现实情况，给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考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待提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有4-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实现从“金字塔”型社会迈向“橄榄型”社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扩内需、促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如何支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需要深入研究。过去较长时期，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信贷扩张，金融对促进经济增长，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推升了全社会债务水平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加剧贫富分化。未来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进而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金融需要在新形势下探索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均等化不是简单平均化，均等化不仅保障全体公民享受公平可及且大致均等的权利，即基本公共服务“普及”，更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普惠”，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当前，我国金融在促进基本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需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作用。

市场化专业化是必由之路

《报告》指出，政治性和人民性是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而市场化和专业化是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极为关键，既不是搞政策性金融，也不是搞慈善金融，而是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坚持有偿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运用市场化模式和工具，发挥金融专业性优势，创新金融服务与产品，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报告》再次强调。

第一，只有坚持市场化路径，才能更好地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服务高质量发展。市场化意味着有偿性、商业性和可持续性，这是符合金融运行的本质和规律的，通过政策性金融、慈善性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整体而言，只能作为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政策的一部分，就整个金融体系来讲，必须依靠商业性金融为主导。

第二，只有坚持市场化路径，才能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如果过多采用非市场化金融的方式支持共同富裕，就会混淆金融与财政的区别与界限，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负外部性，扭曲金融市场估值和定价，掣肘宏观政策执行，甚至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给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第三，只有坚持市场化路径，才能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重点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逐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国内循环的角度看，市场化金融发展有利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更好地兼顾增长和分配、公平和效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看，这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必然。

《报告》还剖析了“定向扶贫企业债”和“农村期货+保险”两个市场化、专业性运作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深化了对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市场化路径的认识和理解。

一主线、三原则、六建议

构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

《报告》尝试构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总体来看，包含一条主线、三大原则及六项建议。

一、一条主线。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政策框架包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普惠包容、金融安全、绿色发展等多个方面，但这些不同领域政策设计和施行都必须紧紧围绕一条主线而展开，即打造与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适配的金融体系。

二、三大原则。一是坚持政治性与市场化有机统一。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和制度设计，既要恪守政治性、人民性原则，确保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不走样、不变色；又要坚持市场化道路，发挥金融专业性优势，确保商业可持续。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二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公平性有机统一。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更加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政策制定，必须坚持促发展与扩普惠兼顾，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三是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有机统一。要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真正促进共同富裕，必须鼓励创新、大胆测试，积极主动进行金融产品、服务、工具、模式创新，但所有创新必须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前提。

三、六项建议。针对金融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短板和挑战，围绕一条主线，遵循三大原则，《报告》提出六方面建议。

建议一：提升金融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更好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强化信贷政策引导作用，疏通传导机制，助力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更好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功能。二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持续改善融资结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稳步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股权融资渠道；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市场的品种和规模，增强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三是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充分利用金融科技赋能，改善金融服务结构和效率，提供更多层次、更加便捷、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二，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在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基础上，加大汇率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融资、促进要素资源全球化配置，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拓展优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拓宽双向融资渠道，支持企业依法依规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要支持企业由“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型，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各方共赢互利。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助力实现中国居民财富和企业资产全球化配置。不断提高跨境金融监管能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更加注重开放的节奏和安全。

建议二：提高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助力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

第一，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主体质效。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包容性，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更多更好惠及小微市场主体。支持小微市场主体增强经营活力和韧性，成为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力军。要积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数字金融，打造数字信用基础设施，提升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防范贷款风险。要注重疏通资金传导机制，缓解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压力，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加快发展电子票据市场，积极推进商业信用体系建设。

第二，打造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持续深化农村经济领域改革，夯实农村金融有效需求的基础。一是重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土地流转带动农村金融发展；积极推进农业规模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改善农村供应链金融和消费金融需求基础；完善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和交易流转机制，拓宽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品范围。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增强农村金融适配性。完善多层次、广覆盖、适应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更好满足农村企业差异化需求，推广“保险+期货”运行模式，稳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基本利益；持续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体系，不断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三是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强化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运用，健全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科技合规监管和风险防范。四是通过加强立法保障、财税政策支持、扩大货币政策支持、实施差异化监管等举措，强化农村金融发展政策保障，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持续性。

建议三：释放金融市场财富效应，助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一，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一是要改善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环境。完善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环境，丰富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各层次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优化投资者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供给。二是引导资本市场健全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市场发行、交易制度，提升市场内生稳定性；强化上市或发行主体盈利和分红管理，规范会计、律师、信用评级、投行、经纪、咨询等各类中介机构行为。三是加强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质量管理。完善准入管理制度，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善退市相关制度和标准，做到应退进退，形成有进有出的良性生态。四是大力培育中长期机构投资者，厚植价值投资和专业投资理念，提高投资者获得感；突出国有机构投资者职能，发挥其资本市场稳定器、中长期投资转化器和价值投资引导者作用。五是保持监管政策稳定性和一致性，提升政策预期引导的有效性。

第二，加强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要提升市场透明度，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理念，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对各类金融活动依法进行全面监管，针对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实施差异化监管，并秉持精细化原则，细化监管标准，提升监管精度。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普及财商知识，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树立“卖者尽责、买着自负”的投资理念，畅通投资者投诉渠道，运用多种方式，依法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建议四：发挥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优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提高公积金、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收益。一方面，完善公积金、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机制和相关配置制度，为居民提供更有效的跨期财富配置，提高投资收益，促进可持续的代际财富公平。另一方面，推动大规模公积金、养老金入市，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稳定器功能，降低经济波动对个人财富积累的影响。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主体参与，引导多方资本共同参与，丰富金融产品形态。

第二，建立健全新市民金融服务体系。新市民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对象。我国目前新市民人口近3亿，正在成为城市经济与消费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进一步发展新市民金融服务正当其时。要聚焦新市民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开发创业就业类、教育类等信贷产品，创新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突破新市民职业、户籍以及缺信用记录、缺抵押担保等困境，提高其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要利用市场化金融手段扩大新市民保障性住房供给，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多元建设格局。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组织体系、产品体系、科技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数字化程度和宣传教育力度，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确保可持续发展。

建议五：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构建防范金融风险长效机制

第一，继续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优化债务结构，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资金等风险。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明晰治理分工与责任，提出客观审慎管理的中间目标，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要切实防范输入型风险，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审慎管理，维护我国海外金融资产安全。审慎监管金融科技，坚持金融持牌经营，坚持风险为本、技术中性，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增强监管协同性、有效性。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建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互利合作关系，提升贸易、投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比重。对标高水平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实施高标准金融双向开放，推动金融市场会计、评估等基础性制度改革，提高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牢牢掌握人民币利率、汇率定价权，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

建议六：抑制金融消极作用，引导金融生态向善向好

一是强化金融与财政、产业、科技、就业等政策的统筹协调与多方联动，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二是加强金融机构治理，塑造更加负责任的金融市场主体。健全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风控体系、内控机制，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引导金融机构完善ESG评价体系，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强化战略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担当。三是健全金融伦理治理，特别是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要将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可能造成歧视性、误导性以及数字鸿沟的产品和服务应予以限制和禁止，助力金融生态向善向好。

本届峰会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发表致辞。

本届峰会共设置6场外滩全体大会、2场外滩高峰论坛、5场外滩闭门研讨会、3场外滩专题会、5场高端国际对话和10场外滩圆桌。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香港交易所原行政总裁、滴灌通集团创始人李小加，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Edmond ALPHANDÉRY，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WEBER，G30董事会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长Jacob A.FRENKEL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渣打集团行政总裁Bill WINTERS，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Jean LEMIERRE，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Deborah LEHR等在内的近3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出席本届峰会并发表演讲，着重围绕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高通胀和利率快速上升下的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与合作、全球资管市场变革等关键议题分享深刻洞察与专业见解。

尽快解决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资金缺口

促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事关全球命运，是中外嘉宾共同关心和重点讨论的一项关键议题。

谈到刚刚结束不久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COP27就损害与损失基金的建立达成了共识，取得一些进展。但从各界反响来看，会议取得的成果仍然是低于预期的，这也体现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周小川表示，下一步，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仍有不少题目需要深入研究。他就公正转型问题表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低碳转型，而损失与损害基金最终能占的比例可能相对较小，对于资金缺口问题还需加强研究。他认为，应构建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同时应利用好边境调节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减排。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也在全球气候融资相关的议题讨论中提到，COP27表明，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面临艰难挑战。他认为，实现低碳转型愿景的确需要大规模投资，但是相比全球同期GDP规模来说，其占比并不高。更大的挑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建立机制，使得国际资本涌入发展中国家，支持其绿色转型。同时，低碳和绿色领域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应禁止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出口限制，确保全球公正转型。

与Lord Adair TURNER同场参与讨论的，还有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Edmond ALPHANDÉRY，丝路基金董事长朱隽，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Deborah LEHR等中外专家。他们从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公正转型、低碳科技、底层资产标准化等话题出发，多角度地探讨了应对气候融资挑战的难点与对策。

对中国而言，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其中包括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技术等支持，积极推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推进绿色税制改革，以及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等。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进一步指出，加大金融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力度和质效，可以从研制转型金融标准、强化气候类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强化转型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公正转型等五方面展开。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外滩绿色金融报告《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激励约束与相关金融风险防范》。报告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围绕报告展开进一步交流，并分别就平衡减碳与经济增长、推动转型金融发展等话题发表观点。

聚焦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质量发展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大使命。聚焦这一主题，中外专家达成普遍共识-——对外，上海要从市场开放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对内，则应着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互联互通，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务能级和全球竞争力。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指出，高水平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的核心动力，对于推动上海的国际化进程、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有助于进一步确立上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体系的地位和影响力。

那么，如何衡量高水平开放？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其具有八个内涵：规模大、质量高、范围广、制度优、动力足、方式新、底盘牢、平台新。其中，方式新和平台新，意指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

在屠光绍看来，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水平开放应聚焦的重点转型领域中，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尤其要重视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也表示，金融市场渐进式、管道式开放是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选择，但从今年以来的债券市场观察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决定境外投资者投资我国债券市场的因素是多维度的，其也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制度、规则是否公开透明、可预期等因素。基于这些情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扩大市场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

此外，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王俊寿、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任春生、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Jean LEMIERRE，施罗德集团行政总裁Peter HARRISON，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郑杨等中外嘉宾，还从制度支持、风险防范、深化合作、创新产品、绿色金融、人才交流发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了多维度探讨。

在另一场主题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双向开放”的外滩圆桌上，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廖媛媛、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唐瑞、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等嘉宾从完善市场标准和规制、进一步扩大互联互通、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发表了各自见解。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李达志则分享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内地金融市场开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促进资本跨境流动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一些工作重点。

通胀形势仍存不确定性

设立国际协调机制帮助脆弱国家应对紧缩影响

外滩金融峰会彰显“国际化”特色，议题设置覆盖多个国际经济金融热点问题。当前，全球高通胀、经济衰退风险与金融体系脆弱性并存，全球政策决策者和市场参与者正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大挑战，相关议题在本届峰会上备受关注。

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聚焦“通货膨胀、政策应对及其影响”展开长达45分钟的深度对话。

Jean-Claude TRICHET表示，央行的可信度对于锚定市场的通胀预期至关重要，目前来看，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然保有市场信誉度。当前应设立额外的国际协调机制，帮助较脆弱的新兴国家应对外汇市场的可能波动，以避免汇率波动引发危机。SDR特别提款权中四个发达国家央行都制定了2%的中期目标，这有利于稳定汇率。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也重点探讨了美国通胀及美联储应对举措、加息溢出效应等问题。

Robert RUBIN表示，虽然美国通胀有所缓解，但现在还难以确定后续通胀会以怎样的速度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因此遭受的冲击并非如外界想象般严重，但也确实面临多重困难，全球主要债权国应积极参与债务援助活动，帮助脆弱经济体渡过难关。同时，新兴经济体自身也应不断改善内部治理。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在与交通银行行长刘珺的对话中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迅速从“需求受限”步入“供应受限”时代，需求大于供应引发了眼下的通胀现象。其中，有一些长期性因素值得关注，包括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减缓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趋势。对于如何应对全球高通胀，刘珺认为，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结合可以释放生产力。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榊原英资在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的对话中提到，日元此前走弱的原因在于美日货币政策的分化，而现在随着美国经济走弱，日元已经开始走强并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走强。余永定则表示，当前美国通胀率正在下降，市场担忧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因此美联储将放缓加息步伐，日元和人民币面临的压力正在减弱。对于中国经济，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振经济增长。

此外，在12月9日召开的外滩高峰论坛“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上，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 WEBER，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Claudio BORIO也深入讨论了相关话题。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主持本场讨论。

中美应保持交流提升互信

以建设性合作应对全球碎片化风险

峰会期间，各国嘉宾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最新变化与未来走向。一个共识是，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不仅利于两国自身发展，也惠及世界。两国之间在某些领域开展竞争很正常，重要的是应保持交流与合作，提升互信。

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在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对话时表示，对于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有竞争不可避免，但也应该看到仍有不少领域可以合作。相信两国通过持续交流，就相关问题与挑战展开探讨，最终一定能够找到共识。

白重恩提到，若要更好解决当下种种全球问题，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美两国要相互合作。而进一步改善中美双边关系，需要在提升互信方面做更多工作。

此外，围绕全球化前景、多边合作、全球治理等问题，与会嘉宾也展开了多角度讨论。

“我认为不存在‘去全球化’，但存在相较于过去更加碎片化的全球化。这种新的全球化会导致全球效率下降、经济增长减缓，减少贫困的机会也将随之降低。”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贸组织原总干事Pascal LAMY在外滩圆桌“多极化背景下如何推动建设性合作”上直言。他建议，各国应积极寻求推进必要且可行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则在该场讨论中表示，当前全球治理水平跟不上全球问题恶化的速度，比如气候变化方面。这样的全球问题需要各国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首先应以“公正”“合理”作为指导性原则，并需要以联合国为中心。

Robert RUBIN，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Mari PANGESTU，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等中外嘉宾也在本场讨论中就如何应对全球化变局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在外滩闭门会“地缘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上， Jean-Claude TRICHET与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G30董事会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长Jacob A.FRENKEL，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非常驻高级研究员C. Fred BERGSTEN、黄益平等兼具政策实践与理论积累的中外专家，还探讨了全球化变局之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及其对主要经济体的影响等重要议题。

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生产力

数字人民币研发走在世界前列

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命题是，金融资源如何在科技的加持下更为精确地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也是上海在实现“金融科技中心全球竞争力明显增强”这一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

12月11日的外滩全体大会围绕“金融科技：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生产力”这一主题展开。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演讲中表示，要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增强金融科技的硬实力，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要看到，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和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让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感性、突发性、危害性更强，处理不好可能加大实体经济的成本。他指出，金融科技创新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基本原则，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任何业态的金融业务都应当按照相应的规则规范、法律法规管理。

香港交易所原行政总裁、滴灌通集团创始人李小加认为，以固定收益银行体系为主的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小微经济，主要是由于缺乏股权类投资作为固定收益之间的消化器、过滤器，而数字金融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带来了崭新机会。

 接下来的讨论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原主席Timothy MASS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主任Tobias ADRIA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关系高级副总裁Rory MACFARQUHAR等国内外专家分享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研判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前景及其在跨境支付等领域面临的挑战。

在以“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与合作”为主题的外滩高峰论坛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表示，目前国际上有几十家中央银行在研究数字货币，但多数是观望性质的研究，并不是明确为实施而做的研究，进入技术开发层面的更是少之又少。相比之下，中国已经开展数字货币实质性研究并进行了大规模试点，走在了世界前列。

他认为，数字人民币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更加复杂和关键的工作，主要包括：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能被广泛接受的数字人民币应用方式；制定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运行管理制度并对制度开展试点运行；磨合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的衔接，使数字人民币能够融入整个经济体系发挥作用。

参与该场讨论的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等中外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周宇主持本场讨论。

中国银发经济未来规模可观

关注老龄化背景下的财富管理新机遇

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这是我国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也为商业银行、公募基金、保险等资产管理机构带来新机遇。本届峰会有关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的讨论，亦在此背景下展开。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表示，从金融角度来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在于持续做大养老金规模，形成长期资本，并通过科学配置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中国养老金“家庭财富”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为家庭部门开辟了改善家庭财富占比、结构，提高养老金融比例的新“战场”。有了这份制度的引导，就可让第三支柱真正发展起来，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体系。他同时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将雇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其中。

养老市场规模方面，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源祥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可以看到，中国银发经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5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养老产品和服务方面最大的市场之一。”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下的资产配置的思考，新华基金董事长翟晨曦观察到的未来趋势包括：中国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发展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关注相关投资机会，包括资管及财富管理业务中的上市企业；在改革助力下，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将继续扩容和“提质上量”，对投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市场利率会有起伏但低利率可能不是短周期的现象，资产管理机构要对此有所准备；对资管机构来说，养老金业务将迎来较有利的发展时期；居民财富管理资产配置风险偏好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

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还有中国银行养老金融部总经理田军、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长江养老总经理王海峰、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杨峻、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王洪栋、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刘丽娜等来自银行、保险、基金的机构代表。

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还就 “中国宏观经济与市场展望”、 “新兴市场经济困境、影响及应对”、 “全球供应链新动向：韧性与重组”等主题，举办了多场外滩闭门会。周小川、王一鸣、Martin WOLF、Reza BAQIR、林毅夫、Marcos TROYJO、Pascal LAMY、易小准、Charlene BARSHEFSKY、Cecilia MALMSTRÖM、中尾武彦、Jeffrey SCHOTT等国内外重量级经济学家就前述重要议题展开交流。

此外，在外滩闭门会暨万柳堂资管圆桌“多重因素叠加下的全球资管市场：变革与发展”上，聚焦投资环境转型背景下资产管理机构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David RUBENSTEIN，MSCI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Henry A. FERNANDEZ，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克冰也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发表致辞。

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本届峰会为期三天（12月9日-11日），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12月9日、10日，本届峰会已举办四场外滩全体大会、一场外滩高峰论坛、四场外滩闭门会、五场高端国际对话，以及三场外滩圆桌。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着重围绕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高通胀和利率快速上升下的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分享深刻洞察与专业见解。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重要目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下阶段金融开放的重要任务。 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先试先行的作用？外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监管、标准和规则体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如何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12月9日举行的外滩全体大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屠光绍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水平开放应聚焦五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其中，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尤其要重视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他方面还包括：从局部管道式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传统金融要素转向新型金融要素开放、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转向配置国际资产、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对于具体举措，屠光绍建议从四个方面形成合力，包括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发挥好开放和改革双引擎的作用，加强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建设。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重点阐述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八个内涵：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底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王俊寿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探索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离岸开放规则和政策；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不断丰富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机构，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机构的业务联动，协同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让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扩大到整个长三角地区；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积极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提升承保能力、服务水平和交易活跃度，增强我国保险业的全球影响力。

“相信这也必将吸引更多优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落户上海、落户长三角，共同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为金融中心国际化能级的持续提升添砖加瓦。”王俊寿说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扩大市场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她还提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上海要全面提升服务能级和全球竞争力，不仅对外坚持高水平开放，还要对内着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互联互通。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任春生表示，开放的过程中要关注跟随海外资本而来的风险，尤其防范系统性风险传染。建议健全跨境风险监测机制。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都高度重视国际业务中的系统性风险底线，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来提升国际保险、再保险业务的透明度，丰富境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监测。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Jean LEMIERRE，施罗德集团行政总裁Peter HARRISON，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郑杨等中外资机构代表，从深化合作、创新产品、绿色金融、人才交流与发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通胀议题备受关注

为应对高企的通胀压力，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显著加大，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显著上升。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金融稳定成为摆在全球央行面前的三难选择，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经局势与金融市场变化，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相关议题在本届峰会上备受关注。

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聚焦“通货膨胀、政策应对及其影响”展开长达45分钟的对话。

Jean-Claude TRICHET表示，从通胀水平来看，欧洲的通胀要高于美国，且更多来自于供应端，而美国的通胀是需求侧驱动。央行的可信度对于锚定市场的通胀预期至关重要，目前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然具有市场信誉度。展望未来，去全球化趋势、绿色转型和劳动力成本提升是通胀的结构性因素，清洁能源转型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相信技术进步能帮助降低能源价格。针对外汇市场可能的一些波动，比较脆弱的新兴国家，应该设立额外的国际协调机制避免汇率波动引发危机。SDR特别提款权中四个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制定了2%的中期目标，这有利于稳定汇率。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也主要探讨了美国通胀及美联储应对举措、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等问题。

Robert RUBIN在对话中表示，过去美联储对通胀反应迟缓，导致通胀愈演愈烈，美联储不得不通过大幅加息为其降温，到目前为止加息节奏是比较合理的。未来通胀形势仍有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美国大型公司仍然面临劳动力供应短缺等问题。至于美联储是否应该提高通胀目标至3%或更高水平，他认为，美联储已经面临信誉危机，宣布改变通胀目标会雪上加霜，美联储可以在内部提高通胀目标至3%，之后再向2%慢慢靠近。

针对美联储加息的外溢影响，Robert RUBIN表示，新兴经济体因此遭受的冲击并非如外界想象般严重，但也确实面临多重困难，全球主要债权国应该积极参与债务援助活动，帮助脆弱经济体渡过难关。同时，新兴经济体应不断改善内部治理。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与交通银行行长刘珺的对话，深入讨论了全球高通胀的驱动因素与通胀治理。

Michael SPENCE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迅速地从“需求受限”转为“供应受限”时代，需求大于供应引发了现在的通胀现象。这其中有一些长期性因素值得关注：一是过去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大部分尚未开发的生产能力已经消耗，虽然全球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大量产能已经无法供应；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老龄化风险减缓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甚至使其直接转为负增长，导致供需不平衡；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劳动力供应条件发生显著转变，医疗、教育、酒店、零售等需要与人密切接触的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四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重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趋势，造成贸易壁垒、制裁等现象。

对于如何应对全球高通胀形势，刘珺表示，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结合可以释放生产力。虽然消费互联网已趋饱和，但工业互联网领域仍有较大空间。工业互联网可以降低生产、交易和流通成本，并且有望最终把通胀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榊原英资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的对话，则主要围绕美联储加息下的日元、人民币汇率走势、中日宏观经济前景及政策应对等话题。榊原英资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日元走弱的原因在于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现在随着美国经济走弱，日元开始走强并在今后可能进一步走强。余永定表示，当前美国通胀率正在下降，市场担忧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因此美联储将放缓加息步伐，甚至在今后可能完全停止加息，日元和人民币面临的压力正在减弱。左右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且关键的因素是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恢复，外资持续流入中国，人民币自然会稳定下来。他强调，无论中国的内部状况如何，首要任务都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振经济增长。

改善中美关系需提升互信

对于中美关系问题，国内外嘉宾普遍认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不仅利于两国自身发展，也惠及世界。两国之间在一些领域有竞争关系很正常，但保持交流与合作，提升互信，更为重要。

Robert RUBIN指出，在21世纪，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而当前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互信。他强调，“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求同存异，一起协作。”

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在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对话时表示，对于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在一些领域有竞争很正常。但也应该看到仍有不少领域可以合作，如在贸易等方面就应该自由开展合作。相信通过定期的交流，双方就相关问题和挑战展开探讨，能够找到共识。

白重恩提到，中美两国要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这对于更好的解决全球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进一步改善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需要在提升互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促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在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分享了关于金融如何更好支持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推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注意处理好“破”与“立”、自愿性与强制性、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这几组关系。他提出要充分结合中国实际，积极落实《G20转型金融框架》，加大金融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力度和质效，可以从研制转型金融标准、强化气候类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强化转型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公正转型等五方面展开。

Michael SPENCE呼吁，对ESG中的S，即“社会”方面应加强关注。中高收入国家需要做出承诺，投入更多资源到弱小国家，确保其未来增长和发展前景。此外，还必须重塑一些国际机构的权威，使这些机构能够在绿色转型投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更高水平上为弱小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Michael SPENCE还提出，必须确保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可及性、低成本、可用性，可以把数字技术作为赋能手段，为电子商务、金融、信贷、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企业提供基础服务，使这些企业无需开设在高密度服务区或城市附近。同时，还需要帮助低收入国家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充分挖掘当地居民的创业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手上握有极其强大的工具，关键在于，要好好使用这些工具来促进包容性增长。”

此外，在9日召开的外滩圆桌“多极化背景下如何推动建设性合作”与外滩高峰论坛“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上， 国内外专家结合当前各国的经济基本面与金融体系状况，就相关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参与上述环节的嘉宾包括Robert RUBIN，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贸组织原总干事Pascal LAMY，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Mari PANGESTU，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余永定，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 WEBER，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Claudio BORIO等。

在另一场主题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双向开放”的外滩圆桌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李达志分享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内地金融市场开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促进资本跨境流动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一些工作重点。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廖媛媛、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唐瑞、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也从完善市场标准和规制、进一步扩大互联互通、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分享了各自观点，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贡献思想力量。

9日-10日，外滩金融峰会还就 “中国宏观经济与市场展望”、“地缘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经济困境、影响及应对”、“全球供应链新动向：韧性与重组”等重要议题，举办了多场闭门会。

12月9-12月11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召开，共设立6场外滩全体大会、2场外滩高峰论坛、5场外滩闭门研讨会、3场外滩专题会、6场高端国际对话和10场外滩圆桌。

本届峰会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打造上海"两中心、两枢纽"（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相呼应，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屠光绍在全体大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议，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3.0版建设需要在四方面形成合力，"包括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发挥好开放和改革的双引擎作用、不断加强监管协调、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3.0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走过整整30年历程。

1992年，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 2004年，根据中央对上海的战略定位，上海市委市政府推出了《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并将建立人民币产品中心作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19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由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进入了快车道。

对此，屠光绍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版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此后将进入"3.0阶段"，而高水平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的核心动力。

他认为，首先，开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只有不断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开放进程，才能为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撑。其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非是建设国内、区域金融中心，而是国际金融中心，这就需要不断推进高水平开放，以开放带动上海的国际化进程。第三，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必然会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以开放推动上海的国际化进程，对于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有助于进一步确立上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聚焦五个重点领域进行高水平开放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屠光绍看来，下一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高水平开放，应聚焦五个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一是要从市场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开放，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更加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同时制度型开放有着更高的要求，既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和最佳实践，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制度体系；还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将国际规则和自身发展更好地互动和融合。二是要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三是要从传统金融要素开放到新型金融要素开放。四是要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向配置国际资产的功能开放。五是要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让金融机构进入后能够遵照本国法律更加平等地参与金融业务、融入国内金融市场，提升市场的有效性。

可见，相比1.0、2.0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的要求更高、挑战也更大。屠光绍建议，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不断推动上述五个领域的高水平开放，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形成合力：第一，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第二，发挥好开放和改革的双引擎作用，要不断地以开放促改革，再以改革更好地推动开放；第三，不断加强监管协调，因为很多金融开放领域都不会只涉及一家监管机构、管理部门；第四，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需要整体推进，也需要临港新片区承担重要的先行功能、浦东新区承担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示范作用。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王俊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任春生、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Jean LEMIERRE、施罗德集团行政总裁Peter HARRISON、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郑杨发表主题演讲。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大使命。本届峰会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打造上海"两中心、两枢纽"（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相呼应，也助力上海市黄浦区持续做强"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两大新增长极。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仍然是我国的重要目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下阶段金融开放的重要任务。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先试先行的作用？外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监管、标准和规则体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如何进一步推进？

持续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必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屠光绍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开放推动国际化进程，对于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会进一步确立上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体系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屠光绍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水平开放应聚焦五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其中，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尤其要重视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

其他方面还包括：开放方式从过去的局部管道式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传统金融要素转向新型金融要素开放、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转向配置国际资产、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

刘元春进一步指出，要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具象化，并从八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包括：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底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

王俊寿表示，上海正进一步加快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制度供给，提升参与金融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推进金融业的规制、规则、标准等和国际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更好地融合。

"我们将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探索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离岸开放规则和政策；我们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不断丰富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我们将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机构，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机构的业务联动，协同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让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扩大到整个长三角地区；我们也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积极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提升承保能力、服务水平和交易活跃度，增强我国保险业的全球影响力。相信这也必将吸引更多优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落户上海、落户长三角，共同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为金融中心国际化能级的持续提升添砖加瓦。"王俊寿透露。

霍颖励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扩大市场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坚持系统观念，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整体规划、统筹形成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开放政策和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生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推广中国特色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此外，与会外资机构代表从深化合作、创新产品、绿色金融、人才交流与发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构建更安全的开放体系

面对新的征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小，在积极推进开放的过程中，也需注意风险防范。

屠光绍认为，3.0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求更高、挑战更大，而要开放必须有举措。他建议从四个方面形成合力，包括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发挥好开放和改革双引擎的作用，加强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建设。

"金融业开放并不意味着必然增加风险，但必须有防患未然的准备。"王俊寿表示，将积极优化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强化数据驱动型监管，提高监管链条的数智化水平，着力打造"智慧监管"的"上海模式"，使监管能力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相适应、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构建更为安全的开放体系，坚决维护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任春生表示，开放的过程中要关注跟随海外资本而来的风险，尤其防范系统性风险传染。建议健全跨境风险监测机制。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都高度重视国际业务中的系统性风险底线，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来提升国际保险、再保险业务的透明度，丰富境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监测。

郑杨建议，持续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分析、预警能力建设，积极打造金融创新与安全示范区，构建健全有效的金融安全网。他表示，应加强对金融风险事件，特别是可能冲击金融安全和稳定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跟踪分析，建立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风控框架，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流程、全方位、全周期管理。同时建议进一步丰富金融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多种类型的投资者交易避险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提升上海金融中心抗风险能力。

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只有保持对话、寻求共识、深化合作，才能找到开放与发展的稳定之锚与共赢之路。本届峰会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本届峰会共设立6场外滩全体大会、2场外滩高峰论坛、5场外滩闭门研讨会、3场外滩专题会、6场高端国际对话和10场外滩圆桌。包括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总裁Timothy GEITHNER，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Edmond ALPHANDÉRY，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 WEBER，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等在内的近300位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将在本届峰会上通过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分享真知灼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推动合作,携手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担任。欧洲中央银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任外滩金融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四大专业议题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外滩金融峰会的一大使命。本届峰会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打造上海"两中心、两枢纽"（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相呼应，助力上海市黄浦区持续做强"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两大新增长极，更体现了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勾勒出全球复苏的可持续路径。

主题一 绿色金融

2022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危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有所回摆，各国绿色转型的路径仍待更加清晰的指引。

在全体大会"稳与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将发布外滩绿色金融报告，探讨与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激励约束相关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专业化成果推动绿色金融新发展，助力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这也是外滩金融峰会连续第二年发布外滩绿色金融报告。

此外，本届峰会围绕气候融资这一关键议题设立外滩圆桌。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Edmond ALPHANDÉRY，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丝路基金董事长朱隽，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Deborah LEHR等中外专家将就全球气候融资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新兴经济体中扩大私人气候融资、气候融资监管等问题展开讨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主持该环节。

主题二 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始终是外滩金融峰会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此前三届峰会曾先后发布《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2021·径山报告》等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宜尽快决定加入CPTPP、推动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等政策建议。

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去年峰会上，屠光绍也曾建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要重视市场开放，更要重视制度开放，要形成市场开放和制度开放的良性互动。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先试先行的作用？外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监管、标准和规则体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围绕一系列关键问题，本届峰会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立全体大会环节，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阶之路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

同时，本届峰会还设置外滩圆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双向开放"，来自监管机构和中外金融机构的嘉宾将就相关问题展开交流，力求深入、全面地评估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现状，并就平衡开放与安全提出建议。

主题三 资产管理

为高质量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本届峰会直面资管行业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机遇，设立两大专题环节，分别为全体大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富管理"及闭门会暨万柳堂资管圆桌"多重因素叠加下的全球资管市场：变革与发展"。

同时，峰会还开设一场外滩圆桌、一场外滩青年圆桌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聚焦中国养老金融改革与产业布局、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资产配置策略、宏观波动加剧背景下的投资策略、ESG投资的发展模式与市场前景、资管新规实施元年的成效与难点等议题。

主题四 金融科技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前，国务院也发布了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加快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

事实上，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已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应IMF 时任总裁拉加德和现任总裁格奥尔吉耶娃邀请，2018年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连续四年联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IMF共同举办"中国金融科技内部研讨会"，开启金融科技领域最高层次的专家对话。这是IMF历史上首次就特定行业主题进行大规模的专题研讨交流，也是中国经验首次走入IMF。

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命题是，金融资源如何在科技的加持下更为精确地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也是上海在实现"金融科技中心全球竞争力明显增强"这一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

立足于此，本届峰会以"金融科技：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生产力"为主题设置全体大会，并在此环节开设两场外滩圆桌，重点探讨"央行数字货币：趋势与前景"以及"金融机构数字化演进"两个关键议题。

同时，本届峰会还设置一场外滩高峰论坛，聚焦"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与合作"，为推动各国共同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框架建言献策。

推动全球韧性复苏与共同繁荣 
"6+10"场国际对话贡献外滩智慧

外滩金融峰会彰显"国际化"特色，是推动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在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与推动下，本届峰会精心设置6场高端国际对话与10场外滩圆桌，覆盖多个国际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12月9日举行的第六届浦山年会暨外滩全体大会"全球化变局：冲击、趋势与影响"将开设两场国际对话——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将深入探讨通货膨胀、政策应对及其影响；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榊原英资将就中日经济复苏等问题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展开对话。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本环节还设置了一场主题为"多极化背景下如何推动建设性合作"的外滩圆桌。届时，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界贸易组织原总干事Pascal LAMY，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Mari PANGESTU，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以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中外专家学者将围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调整、大国间开展建设性合作等一系列关键议题分享真知灼见。

12月10日当天，峰会将集中呈现三场高峰国际对话。Robert RUBIN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将连续第三年在峰会重聚。在过去两次对话中，两人曾探讨美国货币财政政策、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等问题，并准确预判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亦将第二次与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峰会展开对话。去年，两人围绕数字时代反垄断议题贡献了高质量的观点盛宴。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则将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深入探析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复苏动力与增长前景等焦点问题。

2022年以来，为应对高企的通胀压力，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显著加大。聚焦"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一主题，峰会设置一场外滩高峰论坛。余永定以及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 WEBER，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Claudio BORIO等国内外宏观经济学者，将在这一环节就美国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美联储政策前景、全球央行加息节奏、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对之策等议题展开研判。

同时，本届峰会还设置多场外滩闭门会，议题涵盖地缘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经济困境、影响及应对，全球供应链韧性与重组等。包括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G30董事会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长Jacob A.FRENKEL，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非常驻高级研究员C. Fred BERGSTEN，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美国原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亚洲开发银行原行长中尾武彦等在内的多位国际嘉宾，将出席闭门会并发表演讲。

北京2022年11月27日 /美通社/ -- 2022年11月27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主办的《明珠湾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1）》发布会召开。

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课题项目"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1）"的研究成果（冠名"明珠湾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牵头。课题组成员由来自科技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及知名金融机构、高校智库、科技公司的研究骨干组成。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唯一运营主体，其扎根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以智库研究助力决策咨询、聚集金融资源、人才培养引进等，促进提升南沙金融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鸣，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吕仲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先后发布《报告》。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与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就《报告》进行交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主持发布会。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加快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合理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应用。近年来，以智能金融为代表的带有数字化时代特征的金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在我国不断涌现，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从2019年起持续跟踪我国智能金融发展的情况，并已发布《CF40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19）》及《CF40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0）》。本《报告》是对前两年报告的跟踪研究和延续，着重突出2021年以来中国智能金融发展的新进展、新变化、新趋势、新问题。《报告》共分为五部分，就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中国智能金融应用新趋势和新亮点、智能金融发展指数、智能金融监管展开研究，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

智能金融发展升级步伐加快

国家网信办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价值加快释放，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全球领先，数字社会服务更加普惠便捷。

《报告》指出，回顾2021年，尽管受疫情持续冲击，我国数字经济仍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新进展，智能金融推动数字经济金融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智能金融发展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升级步伐加快。

具体而言，我国智能金融发展呈现出以下新趋势和新特点。

第一，智能金融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得到规范。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一系列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智能金融相关政策规划相继出台，推动智能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法》推动智能金融应用进一步加强个人隐私保护；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等强调抓住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应用，着力打造场景感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慧金融新业态，以实现金融服务全生命周期智能化；在平台治理过程中引导智能金融守正创新，持续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生新的研究范式。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下，基于高维数据发现知识的进程加快；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突破人类固有的认知局限，显示出技术的巨大威力，在学术界掀起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科学重要难题（AI for Science）的科研新范式，这将为智能金融的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第三，智能金融应用不断深化。智能金融应用整体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穿透力度持续深化以及助力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特点，在局部领域呈现增长态势。例如，反欺诈和对话式AI的市场应用覆盖率从2020年末的10%和8%分别增长到了2021年末的31%和28%；积极推进客户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方案对客户实现精细化阶段管理；在"双碳"目标推动下，金融机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纷纷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理财等新业务。

第四，智能金融转型步伐加快。过去传统的金融领域尤其依赖具有经验的人，而智能金融是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是用机器替代和超越人类部分经营管理经验与能力的金融模式变革。传统金融机构积极转型，加大科技、资金、人才投入，金融机构智能化转型提速。

智能金融生态环境是发展的核心条件

2021年，课题组研究建立了一套智能金融统计与评价体系，即"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指数"，旨在准确评估我国智能金融发展水平和变化趋势。该指数在《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20）》中首次发布。

 "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指数"由许宪春领衔西南财经大学研究团队编制。他介绍，在智能金融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智能应用相关业务和分类等角度。本课尝试围绕智能金融的内涵，紧扣智能金融发展主题，从规模、绩效、技术、政策、消费者评价等方面，建立更为全面的智能金融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具体来看，这套指标体系遵循代表性、重要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智能金融发展深度、发展绩效、生态环境、服务与评价四个方面出发，利用典型金融企业调查数据、腾讯平台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和商业平台数据，以及其他网络收集数据等，形成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最终汇总为智能金融发展总指数，并在区域（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区市和时间（2020年和2021年）层面构建指数。

相比2020年，2021年中国智能金融在发展速度、地区差异等方面有哪些变化？《报告》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智能金融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从全国平均指数来看，2021年相比2020年智能金融发展增速达到13.2%。从具体省份来看，2020年智能金融发展指数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3.65倍；2021年这一比值缩小为3.49倍，表明智能金融发展指数地区极差缩小，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第二，智能金融发展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智能金融发展指数的不同维度说明智能金融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智能金融的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区差距最小、服务与评价和发展深度次之，发展绩效差异最大。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区差距最小，说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更快的智能金融相关企业增速、更多的智能金融相关专利数等）可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智能金融发展差距，也说明生态环境等基础建设和条件是智能金融发展的核心条件所在。

课题报告建议，对于低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区，可以加大人力及技术资源的投入，进而促进智能金融生态环境的稳步发展。

第三，东部沿海省份智能金融发展保持领先，但地区差距有所减小。相对于2020年，2021年不同省份之间的智能金融差异有所缩小，虽然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仍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排名较为落后的省份逐渐发展与中等省份趋于同一水平。

不过，对上述变化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态环境和服务与评价这两个指标，两者相较于2020年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相反，发展深度和发展绩效指数可能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和金融业融合发展瓶颈而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因此，课题报告建议，金融科技、数字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应继续加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实践，加快金融科技化和智能化发展，服务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课题报告还建议，为保证我国各省份之间智能金融的均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以扩大智能金融发展规模，同时应继续普遍推进智能金融业务，并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以推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加快发展智能金融

是赢得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智能金融发展日新月异，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政府需制定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与法规。为此，报告着重探讨了2021年以来智能金融发展面临的监管环境、监管技术、监管趋势变化及特点。

在梳理智能金融监管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报告总结了其对我国的启示 --

一是从监管目标看，各国智能金融监管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五个目标方向：确保智能金融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公平性、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足够透明、建立问责制。

二是从监管主体看，智能金融本质仍属金融服务，理应由金融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智能金融的监督管理，同时，需要市场竞争、互联网、科技等领域的主管部门参与，实现全领域全链条的协同治理。

三是从监管方略看，加快发展智能金融是赢得全球金融科技和金融产业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2021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始终强调发展与规范并重，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产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凸显了对人工智能、数据、算法、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为我国智能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报告认为，我国相关监管政策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鼓励加快智能金融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消费者需求；二是加强智能金融监管治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三是夯实智能金融的伦理基础，明确智能金融发展创新的方向和边界。

此外，报告还专题讨论了智能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教育，以及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围绕两大方面提11条建议

智能金融创新要恪守"负责任金融"理念

《报告》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和金融融合、智能金融的发展和监管两个方面，提出了11条具体建议。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和金融融合，《报告》建议：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架构。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重点突破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等方面瓶颈；明确融合的技术架构和技术路线，深入探索数字科技操作系统的基本逻辑。

二是加快技术集成创新，探索金融创新的方法和路径。重点瞄准数据要素流动、开放银行、监管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融合；推动多种技术集成创新，全面赋能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质效；促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金融业态，提升智能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

三是强化科技伦理治理，构建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生态。明确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融合的伦理风险；设置偏见控制机制，防止针对特定消费者群体的歧视性服务，追求服务提供的公平性；确保技术应用系统中使用数据是准确、完整和适当的；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完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和金融科技治理机制。

关于智能金融发展和监管，《报告》建议：

一是要加强智能金融相关立法保障和标准化建设。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重点强化对智能金融创新行为的规范引导和严格监管；加强智能金融相关标准化建设；推动智能金融行业标准的出台和严格落实，提高市场主体提供智能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规范性。

二是督促智能金融创新主体树立"负责任金融"的理念。警惕运用人工智能过度逐利、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特别注意其对低收入群体过度负债的诱惑，以及就此引发的风险；督促智能金融创新恪守"负责任金融"的理念；智能金融创新主体应当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内控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全流程管控。

三是依法全面强化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督促智能金融创新主体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明确的信息收集"最少、必要"原则，进一步细化"知情-同意"机制的执行要求；监督智能金融创新主体建立完善跨业态、跨领域调用消费者金融信息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防止消费者金融信息被违法窃取和滥用；进一步拓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范围，加强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监管。

四是深入推进智能金融领域算法治理。加快出台针对智能金融算法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为智能金融算法厘定行为边界；不断提高智能金融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促进市场各方对智能金融算法的总体理解；确保智能金融算法驱动下的应用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稳定性和安全性；建立智能金融算法问责制，确保智能金融创新主体能够对智能金融算法的正常运行和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负责，从而为智能金融算法的运作提供法律责任承担的基础。

五是持续规范智能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强化对智能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审核，不得做出劝诱低收入群体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存在严重价值观导向问题的金融营销宣传；为消费者提供简单便捷的营销宣传推送信息"一键关闭"功能，避免出现用户必须对每个关注商户或功能进行逐一操作才可以取消推送的情况；进一步优化、细化金融营销宣传监管规则，综合运用制定行为规范、构建行业标准、推动行业自律等方式，强化对智能金融营销宣传的监测追踪，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六是加大研究资源投入和培育技术人才。加大对智能金融研究的投资，招录更多智能金融领域的金融、法律和科技人才；监管部门需要在技术上能够检查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并有权在必要时进行正确有效的干预，同时也需要通过在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应用程序中部署人工智能以实现监管智能化、现代化。

七是加强智能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智能金融硬件平台和软件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以5G网络、物联网、区块链等为基础的万物互联新基建；加强核心数据信用化和价值化算法研究，构建数字信用基础设施；推动工业互联网与智能金融融合发展，将智能金融服务嵌入工业互联网生产场景；尽快组建由监管部门牵头、业内领先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参与的智能金融全行业数据共享平台。

八是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跨学科交流。监管部门与智能金融领域的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建模人员、运营和前台高管以及学者持续保持对话和交流，以实现对智能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更好理解；与国际各有关方面促进和维持有关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对话，并与相关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浦山奖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浦山奖已被正式确认为教育部科技统计年报（人文社科类）非政府部门优秀成果，即一般称谓的部级奖项。

目前，浦山奖（2022年）评奖申请工作已经启动，参选论文报送截至：2023年2月28日。

一、浦山奖概况

1、浦山奖每两年评定一次。本次评奖作品限定在过去五年内（重点是过去两年）的研究成果。

2、每次评出三个奖项，五篇获奖论文，奖项分配机动。分别为：浦山学术研究奖1-2篇，浦山政策研究奖1-2篇，浦山青年学术论文奖1篇。每篇获奖论文奖金10万元。

3、候选人资格：中国大陆公民及港澳台地区居民。

4、评奖办法：在自我推荐、专家推荐、或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确定最初评奖候选范围。学术专家组/政策专家组进行规范审核和第一轮投票，初选10篇文章。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票数最多的研究成果为获奖文章。

二、浦山奖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

学术委员：白重恩、陈斌开、丁志杰、黄海洲、黄益平、鞠建东、林曙、刘元春、隆国强、陆毅、盛斌、魏尚进、姚洋、姚枝仲

三、浦山奖奖项设置

（一）浦山学术研究奖

1、评奖范围：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等领域的学术论文（中英文均可），论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需为中国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居民。

2、学术专家组构成：国内外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二十人左右。学术专家组名单由浦山奖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

3、浦山学术研究奖遴选原则：

（1）兼顾重要学术和实践价值的选题；

（2）在相关学术研究问题上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3）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二）浦山政策研究奖

1、评奖范围：过去五年内在国际经济问题、对外开放问题、国际经验比较借鉴研究当中有重大价值并对决策参考发挥影响的研究。研究成果形式不限，可以是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媒体文章等多种形式。作者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居民。

2、政策专家组构成：国内外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及知名财经类杂志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二十人左右。政策专家组名单由浦山奖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

3、浦山政策研究遴选原则：

（1）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选题；

（2）事实清楚、逻辑一致、对相关政策议题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可以是发现了新的重要事实，找到了新的规律，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或者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3）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三）浦山青年论文奖

为支持与鼓励青年学者成长进步，在浦山学术研究奖、浦山政策研究奖的评奖过程中，专为作者年龄为45周岁以下优秀成果设立浦山青年论文奖。

四、浦山奖参评方式

申请评奖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2023年2月28日前通过浦山基金会官网登录"在线投稿"页面：http://paper.pushan.org.cn/，在线填写投稿信息并上传参选作品。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参评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统将会自动发送参会回执，请注意查收通讯作者邮箱。

北京2022年8月5日 /美通社/ -- 8月5日，"CF40·孙冶方悦读会"暨《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及应用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屠光绍围绕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健全与完善等关键问题发表演讲。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工银瑞信基金总裁高翀、施罗德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郭炜等出席发布会并进行主题交流。

"中国应在全球统一标准的趋势中与国际保持接轨，但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际标准，应根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发布会上，屠光绍指出，从全球视角来看，无论是企业管理自身的经济行为，还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或是监管机构完善监管要求，都需要依赖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但全球实现完全一致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并不现实。

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及应用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一书中，屠光绍带领课题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发展趋势，研究国际标准的内容及其适用性，梳理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推动和实践，并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建言献策。本书还尝试从监管和市场的角度，为中国可持续信息披露监管及可持续投资生态系统建设提供建议。

《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及应用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课题"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国际经验与我国探索"的研究成果。2021年10月24日，课题成果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首次发布，并经进一步的充实、修改、完善后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版。

屠光绍表示，本书力求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在主导思想上，突出国际趋势与国内发展的结合；在标准建设中，注重标准制定与实际运用的结合；在角度协调上，突出总体原则与各方诉求的结合；在推动力量上，突出市场驱动和政府管理的结合。

他指出，ESG信息披露同时面向监管者、投资人、利益相关者等不同主体，甚至投资人中的不同类别，各方诉求都不一样。而这源于各个主体定位、背景和关注重点的不同。因此，在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目前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和经验，分析国际国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课题组进行了多方走访，包括上市公司、资产所有人、资产管理人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等。

"这一努力是为了突出标准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聚焦标准的可用性。"屠光绍表示。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信息披露标准的制订难度，这项工作难以一蹴而就，还需要不断完善。

除此之外，屠光绍还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内容框架、研究重点和撰写初心。

他指出，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重大课题，健全有效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是推动可持续投资，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本书在梳理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趋势及背后驱动力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多项重要的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分析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可持续信息披露监管要求及趋势 ，解剖国际经典案例，总结中国可持续信息披露实践，最后落脚于对中国可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的建议。

据屠光绍介绍，本书探索了如下重点问题：

第一，在标准实用方面，统一准则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屠光绍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发起成立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为例，介绍了ISSB在打造全球准则方面的努力，但ISSB未来能否获得各国认可，仍需要大量的沟通与磋商。本书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ESG信息披露是有可能在全球基本框架基础上形成多套不同标准体系的。

第二，在信息披露标准的制度安排上，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如何结合。

标准出台后该如何运用？屠光绍表示，目前有的国家采取部分强制披露，有的允许自愿披露，这之外还有第三种状态，即"不披露即解释"，介于强制和自愿之间。本书认为，未来需要采取渐进性的安排，根据发展需要，逐渐在强制与自愿披露之间找到平衡。屠光绍还表示，大型企业、上市公司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可能需要强制披露。

第三，信息披露的可持续性，即如何兼顾信息披露的效率与成本。屠光绍表示，未来企业面临财务与非财务（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双重报告体系，总体来讲成本增加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若增加的成本未能在聚集可持续发展投资与金融资源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出现现有的一些漂绿问题，信息披露有效性不足，反而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第四，在披露标准的基准框架上还需要细分的行业标准。

第五，非财务信息的可量化协调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第六，企业的可持续披露与金融投资机构产品可持续披露的互动关系

"这本书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唤起各方对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屠光绍说。

主题交流环节，詹余引、高翀、郭炜从投资机构角度分享了对我国建立完善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的见解。一个共识是，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当前需要持续夯实其基础，如明确基础概念、完善相关数据统计等，并尽快研发更多的ESG评价分析工具。

詹余引建议，自上而下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的建立，披露标准需兼顾实质性、定量化、本土化。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需兼具统一和差异，在跨公司、跨行业和跨地区维度上相对可比的同时，也应识别不同行业特有的ESG问题，引导公司重点披露、提高实质性。此外，可持续信息披露需定性和定量结合，仅依靠定性分析难以避免主观偏差、也难以准确判断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同时，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的指标应适应国情。

"尽快实现基础数据的‘车同轨书同文'。"高翀认为，当前，可持续投资底层数据的披露标准还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境内外商业机构对于可持续投资基本概念还存在差异，这会导致资产管理行业在可持续投资领域产生重大的结果差别。他建议，在监管支持和协调下形成可追溯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历史数据库。

郭炜提出，目前国际上常见可持续信息标准都遵循重要性原则，这就意味着企业可自主选择ESG披露信息。这种主观性选择容易导致企业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尽管监管机构已经为重要性原则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判断标准，但"判断标准也要考虑披露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均衡。"他建议，国内监管规则可以为重要性原则提供一个判断标准，将主观性纳入框架中，或者根据重要性的水平，逐步划定强制披露、半强制披露。这样，在ESG评分上，披露质量高、披露内容充分的企业会被自动奖励，披露质量差、披露内容少的企业会被自动惩罚，有利于国内形成更好的可持续投资生态。

本书联合作者、鼎力可持续顾问（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德全线上出席发布会，并与屠光绍、詹余引、高翀、郭炜共同回答了媒体和直播间网友提问。共有包括新华社、金融时报、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在内的26家媒体出席发布会。